交往期間她3度懷孕，丁卻以影響政治前途為由，要求她墮胎。

Photo Credit: 《千年女優》 「追尋夢想」的核心與反思 千代子不斷地找尋鑰匙男，或者解讀成對各種理想的追尋，這是《千年女優》的核心母題。所以她真正所作的破壞，不是讓一個討厭的後輩女星當不成演員，而是去阻礙千代子對所愛的追尋。

戰後，她被威脅而出手偷了鑰匙，讓千代子忘卻追尋夢想，走入尋常婚姻。其餘的小男配角只能在哥吉拉出沒時大喊「博士快回來呀」、或在太空艙外無助喊著：「別去。這使得她在劇中扮演的「反派」，不再是典型藉著其壞或差勁凸顯主角的良善。那是代替觀眾、代替千代子母親，甚至代替千代子自己的嚴肅詰問。Photo Credit: 《千年女優》 反派詠子對於「現實」的阻礙，就是理解《千年女優》的關鍵 今敏在《千年女優》藉著令人驚豔的劇中劇手法，展示千代子複雜的心靈世界。

事實上，整部《千年女優》即使到了最後一句台詞「我愛的是不斷追尋她的我自己」，我想都非常多人都會有類似質疑：這場追尋到底是為了什麼？ 詠子的角色是千代子的一個鏡像，那有羨慕、不解，卻也有對此追逐命題深深的關切。如果不是關切，詠子沒必要氣到甩那一巴掌。在中國社會中，正式的訴訟是會遭到非議的。

這和西方的共同法（習慣法）與羅馬民法傳統形成極大的反差。這種區隔在西歐是最顯著的，十一世紀末發生敘任權衝突之後，天主教教會得以指派自己的神父與主教。但是西方人看到的只是一個陌生與衰敗的王朝，並沒反映出過去歷代曾有的強盛。在毛澤東期間，實際上並沒有所謂的法律，整個國家其實是個獨裁專制的君主統治。

公平執法只是良好公共秩序的條件，產權與私法並未著墨太多，例如合約、侵權，或其他不牽涉到政府的民間關係議題，也是這個原因。儒家認為，規範人們生活的基準應該是道德，不應該是正式的成文法律。

日本已經在一九四○年代晚期完成政府、法治與問責之間的平衡，但在中國只達成部分的成就。法律比較像是仁慈的統治者所賜與的禮物。」相反的，「以禮為基礎的政府就無法做到這一點，因為禮是不成文的，且不具普遍性，會受到主觀武斷解釋的影響。在這個混亂的局勢中，中國的中央政府以及中國傳統的集權統治都沒消失。

中國的主要法典是在漢、唐、明與清朝期間公布，內容大部分都是列出一系列對違法行為的罰則，明顯延續了法家的精神。中國在二十世紀初的混亂與落後，讓西方人認為中國社會一直是混亂而貧窮的。在歐洲，中世紀的第一批文官是從律師中招募，律師在之後的歷史事件，例如法國大革命，也扮演核心的政治角色。在當代中國重新建立以法律為基礎的行為體系。

好結果不是因為適用公平的法律，而是來自能權衡當地環境的賢人或上位者。但法家認為人性自私，也容易脫序，規範人的行為不能靠道德，而必須靠嚴厲的外在誘因，特別是對違法行為要處以極為嚴酷的處罰。

法官也不像以色列、中東、印度與歐洲一樣，並不是一個獨立、地位高尚的團體，只是另一群官僚而已，並沒有自己獨立的訓練制度與指導原則。因此就像現在，中國政治的問題從來不是如何集中與部署國家權力，而是如何透過法律與民主問責去約束國家權力。

因此，歐洲的法治在現代政府形成很久之前就完備了，但是法律對政府的權力設限，在中國卻是前所未聞的事。中國法律的本質 中國是一個從未發展出真正法治的世界文明。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非常敵視法律的觀念。比起西方，成文法規範中國社會行為的作用較小，因為很多糾紛的排解是根據家族、親屬或村民之間約定俗成的習慣（也就是不成文的原則），而不是透過法院制度的裁定。雖然在二十世紀初期中斷了一陣子，但是王朝時代的中國，和今天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政體之間仍有很強的延續性。這個觀念以「禮」的教化或正確的道德行為為核心，並強調透過教育與良好的教養達成教化。

儒家把人性看成本質上是良善的，也是可以教化的。如果說，西方的傳統是想透過法律來約束政府的自主性，中國的傳統則是想透過更彈性的道德制度，來極大化政府的自主性。

毛澤東與沒有法律的政權。以某位歷史學家的話來說，法家認為政府必須「對全部的人公告法律，並從上到下公平適用，不管他的關係或階級，」並且，「法律是政府穩定的基礎，因為法律是固定的，也是大家都知道的，因此是衡量個人行為的有用工具。

即使法律可以公平執行，也不是因為公民擁有任何天賦人權。一九七八年鄧小平開始改革以來，中國才開始慢慢朝向更有法律的政治制度前進。

在古代的以色列、西方的基督教國家、穆斯林世界與印度，法律源自於超出人類世俗經驗的宗教，並且是由一群科層式的宗教學者與法官來詮釋與執行。這意味著中國就像日本，是依法而治，而不是法治。中國從來不曾出現過一個超出人類世俗經驗的宗教，也從不認為法律有神性的淵源，法律被認為是一種人為的工具，政府只是用它來行使權威與維護公共秩序。」 從很多角度來看，法家比較接近現代西方對法律的理解：具有普遍性，且事先清楚說明，也很公平，還有人類的行為主要是由誘因而不是道德規範決定。

但同時又根據儒家的精神，在適用法律時，也會根據環境而做出不同的處理結果。文：法蘭西斯・福山（Francis Fukuyama） 中國邁向法治的奮鬥 為什麼中國的政府比法律先出現。

古代中國的法家觀點和儒家差異極大，他們非常支持成文的法律。儒家認為，依賴成文法律或「法」的規定是有害處的，因為正式的法律太明確也太具普遍性，但在特定案例上無法產生好的結果。

因此，在這種制度的最頂端擁有一位良君，是這個制度能妥善運作的條件很顯然，只有富有之人才有能力把整座宅邸捐贈給僧眾，而要維持一座佛寺，常常必須捐贈大片耕地。

還有一些寺院，則是為皇帝和皇子的先考追福而建的。在後來的朝代裡，皇帝及皇族人員繼續為追福亡人而建造大型寺院。但是，這樣的軼事至少讓我們看到向寺院饋贈房舍與田地，被視作改變自己命運的有力武器，無論自身或親眷過去造了多大罪孽，皆可以金錢償付。隨著佛教功德觀念深入人心，寺院遍及龐大帝國的每個角落，佛寺志也不時描繪出一幅佛教大獲全勝之景。

秦太上君寺為六世紀初宣武靈皇后所建，「為母追福，因以名焉」。除了帝王，沒有人能捐建占地面積廣闊的佛寺―特別是有的佛寺規模浩大，院舍鱗次櫛比，可容納成百上千的僧眾。

因為其中的主要建築原為民宅，因此也就不可能徹底改建成風格迥異的印度式佛寺。福業已定，雖時有小災，終不能為害，所以安、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。

直至宋朝，仍有關於人們「為積冥福」而捨宅建寺的記載。從以上兩位唐代皇帝生平中截取的例子，很好地凸顯出佛教功德觀念中最吸引人的一個層面，即功德觀念不只包含可以把功德回向給特定個人，同時也包含了提供廣泛的庇護。